2012年2月10日，济南交警查处了醉酒驾车的司机李某，并依法予以刑事拘留。根据济南交警部门出台的酒驾新规，与李某同桌吃饭并同车而行的女性王某，或将因未尽到劝阻义务而受到相应的处罚。自2月9日起，济南市交警部门针对酒驾问题，出台并实施抄告单位、追责同饮者、强制刑拘等一系列“新政”。

　　反对方
    相对于酒驾，执法部门私自授权更危险

　　在酒桌上，明知道某人要开车而不劝阻其喝酒，那显然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，理应受到道德的谴责，这是能够理解的。但劝阻开车的同桌者不要饮酒，或者饮酒后不要开车，并不是法定义务。对未劝阻者进行处罚，就是将“劝阻”当成了法定义务，那就要有处罚的依据，无论是法律还是规定，几条几款都要拿得出来，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，否则，凭什么要对人家处罚？如若仅仅是因为自己站在了正义的名下，就可以处罚，那么，天下正义如此之多，谁又不能假正义之名行邪恶之事？

　　相对于酒驾之恶，执法部门私自授权更恶，因为执法部门私自授权，其权力的膨胀必然是无止境的，今天找个理由扩大一项执法权，明天找个理由扩大一项执法权，必然会逾越现有法律对其的规制，变成一个为所欲为的权力怪物，必然会造成权力对权利的侵害，比如对同伴未尽到劝阻者，本来只应受到道德的谴责，结果受到了行政的处罚。

　　“酒驾同饮连坐”最大问题是不具操作性

　　“酒驾同车”和“酒驾同饮”是两个不同的场景，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。酒后驾车会给社会安全造成很大隐患，同乘者若能进行劝阻，从保障公共安全角度，将同乘者劝阻酒驾的这种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，有着一定合理性。正因如此，在一些国家，法律早就规定了同乘者劝阻的法定义务。譬如日本的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就规定：“对于醉酒驾车司机的同乘者，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万日元以下罚款”。

　　而“酒驾同饮”则是另一个概念。一方面，同饮者未必知道当事人是否驾车；另一方面，即便同饮者知道当事人驾车，也未必知道当事人酒后是否还会驾车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同饮者有无劝酒，都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。而“酒驾同车”则不同，同乘者大多与当事人熟识，并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也能够判断当事人是否饮酒驾车。更何况，同乘者与酒驾者都是“当场被捉”，这就使得对责任追究有了可行性。

　　“酒驾同饮连坐”最大的问题，正是不具操作性。一方面，在“责任自负”的心态上，酒后驾车者往往不会“供出”同饮者；另一方面，警方也很难判断同饮者是否曾予劝阻。也就是说只要“酒驾同饮连坐”遭遇“善意的谎言”，就会使追究“连带责任”形同虚设。另外，“抄告其单位，由单位加强教育”这样的“连带责任”，既不能起到法律的震慑作用，也未必能起到教育的效果。